2020编导艺考笔试影评写作范文:文牧野《我不是药神》——现代危机中的自我救赎与价值追求

2019-08-05 11:13:03

影向编导

 

2020编导艺考笔试影评写作范文

文牧野《我不是药神》——现代危机中的自我救赎与价值追求

 

电影《我不是药神》自上映以来持续“霸屏”,不仅成为各种小屏幕的话题焦点,而且也持续占据影院的大银幕,排片率、观影人次及票房屡创新高,同时收获了豆瓣评分 9.0 分、微博大众评分 9.5 分和猫眼评分 9.7 分的好成绩,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都对这部影片做了足够的肯定。可以说,这部影片在获得良好口碑的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今年暑期电影档伊始,《我不是药神》成为席卷全国电影市场的现象级电影。作为一部中等制作成本的商业电影,《我不是药神》何以能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呢?观众普遍认可这部影片,感动于其中有笑有泪的故事,对片中传递出的价值观有强烈的认同感,进而形成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商业电影,尽管存在着诸多商业电影的套路,但是瑕不掩瑜, 这部电影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折射出现实主义的人性光辉,对现代社会中的人性危机与社会危机给予积极的审美性观照,使电影与现实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血肉联系”。

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以来中国商业电影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存在较多疏离,电影过度执着于对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外部追求,而思想性不足,内涵建设乏力,这也是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发展的重要制约。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预见,具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将是推动中国电影持续繁荣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基于此,我们更需要对《我不是药神》作进一步的解读与认识,并期待更多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作品问世。

 

一、苟且生活中的危机与人性力量

 

在世俗话语中,“诗与远方”被寄予无限美好的期待,以至于成为大众追求理想生活形态的乌托邦,人们对其念兹在兹。在哲学话语中,海德格尔为人们的理想生活形态构建了“诗意化栖居”的图景,试图为后工业化的现代生活找到超越物质藩篱与规避精神异化而具有美好审美体验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些如彼岸花一般的生活图景的描述,终究无法遮蔽现实生活的苟且与现世生命的脆弱。

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众而言,没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保障,生活更多地还是一种生存选择,生存需要决定了生活方式。其实人们都不希望过苟且、卑微的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生活“高大上”,但是生存的境遇使得社会中的小人物不得不为生存而苟且地生活着,延续脆弱生命的需求。中国民间社会重利的生存哲学是普罗大众在物质匮乏的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虽然其中包含了追求和维护自身物质利益的过度现实的生存观,但因其具有维护生命的合理性而在世俗社会中具有合法性。不过这种重利的传统生存哲学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遭到批判和纠正,社会大众的生存意识逐渐被置入更广阔的社会视 野,从而使人们的家国意识和生存观得到改善——电影《无问东西》涉及了这样的议题。

1949 年以后,集体主义挤压了传统重利的生存观,“公”取代了“私”,任何注重私利的行为无处遁形,高尚的行为成为社会风气——这也是那个时代被人怀念的重要原因,而在那个时代, 电影《我不是药神》也许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个体的利益诉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了合法性,与传统生存哲学不同的是,市场经济下的利益追求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市场经济逻辑取代了集体主义和传统的伦理关系,膨胀的物质欲望不断挤压精神与情感空间,人的异化伴随着物欲而不断滋生,现代社会日益演变为荆棘密布的“丛林”。在现代都市的“丛林”中,小人物处在“食   物链”的低端,他们的生活与生命的标签往往就是苟且与脆弱,而相较于“食物链”的中高   端者以价值合理性为标榜而进行利益追求,低端者的逐利趋向似乎更是一种人性本能的生存法则。这种将逐利变为价值追求与人性本能的趋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性危机,人降格为物的附属,现代社会变得冷漠与虚无。

“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时的那种可怕的冷漠,那种不关心他人的独来独往就愈让人难受,愈使人受到伤害。”身处其中,我们无不感到阵阵寒意, 虽试图做出改变以应对现实的人性危机,却止步于各种现实困境。影片《我不是药神》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这是一种我们期待拥有、但很多人却还未完全被激发出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既充满期待,却又视之而自觉惭愧。这正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伟大力量所在。

 

影片《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挣扎在生活崩溃边缘与生命崩塌边缘的小人物的故事。虽然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境遇糟糕,但他们在最初的利益追求与生命维护合作时,不仅实现了对生命的拯救,而且也实现了在现代人性危机下的自我救赎,彰显出地位卑微的小人物身上的人性力量,质疑了社会价值虚无的利益导向下的价值合理性与人性合法性。由徐峥扮演的程勇是卖印度神油保健品的小老板,虽然他是经营生意的小老板,但是他的生活和人们想象的老板生活相去甚远。由于生意惨淡,交不起店面的房租,被房东不断追讨要账,甚至遭遇房东强锁店面大门而不得不破窗而入。

他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如意,在遭到妻子的嫌弃而离异后,失去儿子的抚养权,甚至要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随前妻移民美国,遭受父子别离之痛而无能为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亲需要他赡养,各种开支用度使他在生活中举步维艰,更要命的是,他的老父亲做手术还需要一大笔开支,这对他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就是这么挣扎在生活崩溃的边缘,所幸的是,他没有崩溃,仍然积极奔走在神油店和家庭之间,与追债的房东进行周旋,努力卖着他的印度神油。这种生活的韧性是以程勇为代表的小人物身上的光辉,他对生活的态度带有某种自觉的抗争性,不得不令人钦佩。以王传君扮演的吕受益为代表的慢粒白血病患者是处在生命崩塌边缘的小人物。吕受益等一群病友靠药物维系生命而勉强活着,他们受瑞士生产的价格高昂的格列宁药所拖累,用尽家财而保全生命, 时刻面临着生命崩塌的威胁。程勇与“吕受益们”本是挣扎在不同生活轨迹上的两类人群, 但是因对印度仿制药及其潜在的经济利益的需求而产生了合作的交集。

程勇通过自己的渠道在印度买药并带回国内售卖给遭受高价药之痛的患者,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程勇与患者在接触与了解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和彼此的尊重。然而,这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合作终究面临着“见光死”的危局。此后程勇转手购药渠道的自我保全与患者的生命渴求都带有人性的本能。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吕受益不堪病痛折磨、不愿拖累妻儿而自缢身亡后,程勇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毅然舍弃自身利益而以凤凰涅槃式的牺牲精神帮助病患买药带药,却最终因触犯法律而获罪入狱。他牺牲自我而拯救他人生命的壮举,不仅是一次利他主义式的生命拯救,而且也完成了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救赎,这其中所展现的人性力量,让我们不得不为之动容而自省。

 

二、现代社会危机中情与法的矛盾与调和

 

影片《我不是药神》中引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情与法的冲突,这一问题由电影中所涉及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医药问题而引出。医患纠纷、看病吃药难等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的顽疾,这一方面与中国人口众多及经济总体水平不高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的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滞后以及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等有关。不过,中国政府通过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及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已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困扰中国老百姓的医药问题。影片《我不是药神》聚焦慢粒白血病患者的高昂药价及吃药难的问题。在影片中,患者为了维系生命,在合法的购药渠道中需要支付每瓶高达数万元的药品费,他们不堪重负,买不起药, 生命时刻受到威胁。

具有同等疗效的印度仿制药价格低廉,但是却不具备在国内进行合法销售的条件,属于非法药物。片中主人公程勇通过自己在印度的购药渠道买到了此类仿制药, 并带回国内售卖给患者,使患者吃到低价药品而维系生命所需。这中间,程勇最初有利可图, 不过后来他放弃了利益甚至贴钱帮助患者从印度买药,患者从中获得了低药价的实惠,他们对程勇的行为充满感激。

然而,问题来了,程勇走私、售卖药品的行为是违法的,损害了合法高价药品生产商的市场利益。因而,程勇的售药事件受到了执法部门的追查。警察曹斌在追查案件的过程中,被患者的朴实话语所打动,也被程勇牺牲自己利益而帮助病人的行为所感染,他在情与法之间徘徊,最终做出了回避调查任务的选择,他在内心深处对程勇这种不计个人利益而拯救生命的行为充满敬意与认同。当然,程勇的违法行为终究还是受到了法律的追究,不过他的行为加速了此种合法药品进入医保名录的进程,这对患者来说是福音,他的行为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警察曹斌在程勇出狱后第一时间来接他,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而喻。在影片中,演员周一围扮演的警察曹斌是饱受情与法困扰的典型,业务水平突出的他在这一药品案件追查中犹豫不决,最终放弃案件追查的任务宁愿受罚,这是他内心煎熬后的选择,也多少代表了人民警察面对此类案件时“以人为本”的倾向性态度。然而,在现代 法制社会中,法大于情,即便“曹斌们”有一百个不愿意,法律还是要保护合法者的权益, 惩处非法者的行为。在该片中,法律的执行似乎要以威胁病患的生命为代价,因而曹斌退却了,选择对生命的尊重,回避法与情的矛盾。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影片中情与法的矛盾现象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论述现代社会的理性问题时提出“目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且指出以“工具-目的”为导向的“目的/形式合理性”掩盖了“价值/实质合理性”,从而导致人的自主性的旁落以及意义追求的丧失,现代社会陷入“工具理性”的危机。韦伯指出,在法律事务方面,一定程度上只是“形式合理”的法律, 只保障了当事人形式方面的权利。例如,一个非常饥饿的人偷拿了别人家多余的食物,从世俗情感的角度说,我们会非常同情饥饿的人,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偷盗是违法行为,法律要保护食物所有权人的权利。因而,在“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下,在“某些偶然”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从而出现“法理”有违“情理”的现象。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的情与法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影片尝试从这种矛盾关系中引导观众去看待现代社

 

会中的法律问题,观众对法律不得不保护高价药的合法市场地位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形成对此现象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对现实医药问题的思考。这正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与社会现实建立“血肉联系”中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引导大众关注并参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法与情的矛盾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而是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问题,对法与情的社会矛盾的调和与解决显示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特征决定了法律要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法与情矛盾解决的最终归宿点也是人民的利益,法理与情理都是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出发点,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在影片中,高价药格列宁最终进入医保名录,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虽然程勇最终被法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这主要还是因为他最初带药入境后销售获利所致。在程勇的现实原型人物陆勇的经历中,由于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从带入境的药物中获利,只是无偿给患者进行海外代购, 因而他没有受到法律的刑罚追究。影片中呈现的现代社会中的法与情的矛盾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它告诫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避免陷入工具理性的现代危机之中,要通过合理的自我调节机制应对潜在的现代危机。

 

三、“药神”形态的底层叙事与价值追求

 

新世纪以来,中国商业电影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电影的投入与  产出喜人,伴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电影消费的兴趣与需求。面对潜力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中国电影人摩拳擦掌,不断制作出各类现象级电影,使单片  电影票房屡创新高。从新世纪初的国产商业大片《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到主旋律  商业大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战狼》,再到中小成本的青春片《失恋 33 天》、《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等,类型样式渐渐丰富多元。可以说,中国商业电影类型  化发展态势日益突出,良性的商业电影发展生态逐渐形成,中国商业电影已基本进入渐趋成熟的稳定期。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渐“褪色”,那 些市场风头强劲的商业电影正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无法从这些电影中体悟到社  会责任意识及具有主体性立场的文化意识。

中国在上世纪 30 年代建立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与民族文化意识的电影传统在新世纪的电影中几乎难觅踪迹。新世纪的电影创作被现代消费社会的环境所侵蚀,经济利益导向与娱乐消费追求成为主导电影创作的宰制性力量,“我们 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

无论是以宏大叙事进行历史言说的历史武侠片类型, 还是充满中产阶级言说趣味的青春片类型,都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形成了某种疏离,遮蔽了社会现实问题,更多地成为满足消费的娱乐产品。正如有论者在批评青春片时所说:“当下国 产青春片的整体特征是缺少跟这个时代的砥砺与激荡,因而更像一种对现实有意无意的逃避。它们几乎都诉诸单一的‘怀旧’……”的确,青春片以怀旧的基调为观众呈现消费青春的视听体验,但是内涵却很单薄。在现实主义电影缺失的当下,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的具有  底层叙事特征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显得弥足珍贵,这部电影不仅彰显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电  影精神,而且聚焦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影像实践来传达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具有人本主  义的价值追求。

 

当下不乏表现小人物的电影,但是真正具备底层叙事特征的电影却乏善可陈。在徐峥作为主创参演的电影中,小人物一直是他所擅长诠释的角色,但是在更多时候,那些集嬉笑怒骂于一身的小人物身上展现的多是戏剧性色彩而不是现实主义式的命运纠葛或人性体验。从他参演的《人在囧途》,到由他执导的《泰囧》和《港囧》,片中的小人物在光怪陆离的戏剧式经历中,尴尬地串联起诸多喜剧桥段,成为具有标签意味的消费符号,小人物身上因承载了太多的娱乐效果而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

此次徐峥监制、主演的《我不是药神》不同于此前几部表现小人物电影的叙事形态,具有非常突出的底层叙事特征,小人物的现实意义凸显。一般说来,底层叙事是以创作者对底层人物或底层社会的关注并以之作为表现客体所展开的叙事,底层叙事的根源可以追溯至 18、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底层叙事更多地表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因而往往能够引起大众的广泛情感共鸣,同时由于底层叙事致力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因而呈现出较强的社会批判色彩。影片《我不是药神》围绕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与生存问题展开叙事,没有过于表现其中的戏剧性,也没有视听奇观式的展示性情节,而是在日常性的叙事节奏中串联起琐碎的生活片段,观众看到的是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挣扎,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生活影子,让我们对小人物的身份与境遇感同身受。

“药贩子”到“药神”,片中主人公程勇的身份转变与精神蜕变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他本没有伟大的“基因”去做舍己为人的事,但是生命的感召与人性的升华,让他对以前过于利己的行为心生悔意,最终他不顾一切地走上了舍己为人的道路。为了挽救生命,他耗尽钱财, 以身试法,但他并不后悔,最终从一个曾经的“药贩子”成长为“药神”。程勇通过自己的行为拯救了他人的生命,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人性的光辉四溢,完成了自己在人性上的成长,也实现了在现代社会危机中对自我的救赎。影片的底层叙事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小人物的境遇与精神升华过程,使观众深受感染,也让我们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充满了批判情绪。换言之,影片通过底层叙事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产生了积极的价值引导作用,使观众获得了一次久违的精神洗礼——这是影片获得高票房的重要原因,同时影片展现了创作者带有人本主义立场、社会责任意识及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追求。

 

《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在现代商业化体制下完成的电影作品,没有落入当下商业电影的俗套,去追求华丽的视听奇观效果或流光溢彩的情节桥段,而是执着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底层叙事,积极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中的小人物命运,以社会责任意识践行影像的价值追求, 成为近年来罕见的、充满正能量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电影上映以来所取得的票房佳绩反映了观众对这部电影的认可。这部电影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大尺度介入及其在电影审查中获得的政策支持,充分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充分彰显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伴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外延上的不断升级,中国电影的内涵建设也在不断进步,传承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电影将助推中国电影迈向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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